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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数过往的事记录从事艺术工作之路,家兄宗尧
分类:艺术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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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琳

谭宗尧致魏绍昌信札

  话剧是以对话为主的戏剧表现形式,这个于1907年传入我国的剧种,至今已有106年的历史。在这期间,有一位江苏海州女子为中国的话剧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,她从14岁开始演戏,一直演到76岁,创造了蔡文姬、鲁侍萍、刘凤仙、琳达等50多个光彩照人的舞台艺术形象。她的舞台形象美丽脱俗、雍容华贵,还被誉为台词权威。韵味悠长的独特道白,形成了她独特的表演风格。

谭宗远

  她就是被授予“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”称号、人称北京人艺“第一青衣”的著名话剧演员朱琳。

老友徐学鹏君,在网上拍得一封信,是亡兄宗尧写给上海的魏绍昌先生的。信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印制的三百字绿格稿纸上,共三页。全文如下:

  年初,笔者采访了这位90岁的表演艺术家。在北京东直门外一幢单元楼里,我们见到了朱琳。她身着大红色的毛衣,看上去洋溢着年轻人的精气神儿,说起话来底气十足,目光炯炯。斑白的短发整齐向后梳起,方形脸,大眼睛,白皮肤,丹唇轻点绛红,虽是居家打扮,也能看出她曾是一位丽人。虽然记忆力有所减退,日常琐碎之事常常遗忘,但说起从艺生涯中的点点滴滴,她却是记忆犹新。幕幕往事,就如同发生在昨日一般。

绍昌老师:

  遇到的都是最有名的导演

您好!您的来信及寄来的书,我都已收到,只因我参加老舍先生的《二马》的电视剧拍摄,赴英国去了一趟,回京后适逢年底,琐事繁多,未能及时复函,鉴谅。

  朱琳的父亲原是富家子弟,想走实业救国之路,却在朱琳出生前就败掉了全部家产。因此,朱琳的童年经历了一段异常艰难的岁月。父亲很早就过世了,母亲靠着在教会学校做教工的微薄收入来养活她和姐姐。

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年的活动,目前正在北京展开。此活动应搞得有声有色,有板有眼。但由于话剧界与学术界中,对中国话剧的出现的时日颇有争议,一说1957年周扬、田汉、夏衍、阳翰笙诸老曾主持了话剧运动五十年的纪念,将1907年春柳社演出《黑奴吁天录》作为中国话剧起始时间;另一说十九世纪末,上海就有剧人开始了话剧的演出活动。因此,对中国话剧史的争论,造成对今日纪念活动的犹疑,使得准备工作仓促,弄得声色欠佳,板眼有失。不论如何,总算是搞了,中央为此活动冠以“中国话剧九十年”,既不称“运动”,也不称“诞生”,以此中性界定,模糊了争论的焦点。

  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朱琳的家乡江苏海州处于硝烟战火之中。当时,只有14岁的朱琳被迫离开家乡,到淮阴长虹剧社当起了话剧演员。

剧院《雷雨》的演出,是我在去年年初策划的,一是纪念话剧九十年,二是纪念曹禺大师和夏淳导演辞世一周年。当时我想只有整理上演这个戏,才能涵盖所有纪念。曹禺先生《雷雨》的问世,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,它予示了中国话剧进入了一个新时期;而且《雷雨》自我院1954年上演后,几十年来多次整理演出,是我院一部经典之作。以此演出进行纪念,是最佳选择。为了增强其纪念性,我特邀请了朱琳和郑榕二位老师扮演了鲁侍萍和周朴园(二位老师自1954年首次排演时,就扮演这两个角色),一位七十四岁,一位七十二岁,他们与中青年演员同演该剧,可谓我院五代演员同台演出,意义非凡。我原想演五场就收兵(因1992年演此剧时,并不卖座),没想到观众之踊跃出乎意料,结果演了十三场,票还很抢手。这种“《雷雨》现象”使我很受启发,在新创作剧目的同时,不失时机地整理演出剧院的保留剧目,同样会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,同样可以起到锻炼演员、培养观众的目的。您来信中赞誉剧院推出《雷雨》,我更深切体会到,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的感受。大师们、前辈们几十年的努力,创造了辉煌,创立了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,“北京人艺”在广大观众的心中,已然扎下了根。根深乎?!叶茂乎?!还要看我们这代人及后来者如何耕耘。使命感和责任感,确实觉得担子不轻。

  随着战局愈发紧张,朱琳被剧社送往武昌,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敌演出队。在此期间,朱琳参加了20多个剧目的演出。这个在进入演剧队前还不知道该怎样演戏的小姑娘,逐渐获得了大家的认可。在此期间,朱琳还结识了周恩来。周恩来在朱琳日后的舞台生涯中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1997年过去了,回头算算账,在全院上下共同努力下,干得还不错。1998年的日子,有个算计,但还要一天天的奔,但愿能过得更好!

  朱琳回忆道:“我1938年参加演剧队,那个时候我15岁,我第一次和总理接触,就是听他讲抗日战争。他讲完了以后,就到我们宿舍参观。大家都是拿砖头铺上一个铺板,就我一个人睡行军床,总理发现了,说这是谁睡的啊,这么讲究。我一听他讲话是淮阴口音,我就讲是我的。他后来知道我的年龄了,就跟我们队长讲,他说你们对于这样的小同志要很好地照顾,要帮助她学习。”

愿您

  1942年,著名剧作家田汉完成了剧本《秋声赋》,这是一部批判当局投降主义的剧作,他希望朱琳能出演女主角。朱琳回忆说:“田汉从演剧队把我接到桂林演这个戏,他说国民党要禁演,可能还会采取恶劣手段,你怕吗?我说:‘你都敢写,我就敢演。’”

健康长寿,诸事顺意!

  “你敢写我就敢演。”田汉在日后创作话剧《关汉卿》时,引用了朱琳这句话,成为剧中人珠帘秀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台词。抗战胜利以后,主演过《大雷雨》、《名优之死》等剧目的朱琳,已经成了舞台明星。

谭宗尧

  作为一名蜚声中外的表演艺术家,朱琳始终觉得自己很幸运。谈及自己的人生和舞台艺术,她总是十分谦逊,总要提到曾经提携、帮助过她的大导演们。她一再强调,没有他们,就没有她的今天。“我在艺术上是极为幸运的,遇到的都是国家最有名的导演。我的成长与这些导演很有关系。”朱琳说。

1998年元月4日

  话剧《蔡文姬》奠定“中国话剧皇后”的根基

学鹏得到这封信后,马上给我打电话,向我简单介绍了信的内容,并将原信的图片发给我。我读完全信,不禁心潮起伏,百感交集。

  新中国成立以后,朱琳先是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。1953年,朱琳转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。

1998年,正是尧兄生命的最后一年。那年他五十四岁,正当盛年,身负北京人艺副院长的重任,不仅主抓业务,还负责大量行政事务,他怀揣着许多梦想,事业干得红红火火。这一年,他主演了生平最后一部话剧《官兵拿贼》,拍摄了生平最后一部电视剧《离婚》。嗣后不久便觉不适,硬撑了一段时间,终于不得不放下工作,求医问诊。在被确诊为肺大泡后,他在做不做手术间犹豫不决,最终选择了前者,希图一劳永逸,却在手术后的11月30日,溘然长逝于友谊医院。这个残酷的事实,曾令我们全家心痛欲碎、难以接受。到今年,他走了快二十一年了。

  此时的北京人艺已经排演了老舍的《龙须沟》,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。1953年11月,北京人艺开始排演话剧《雷雨》。《雷雨》是1933年剧作家曹禺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作品,也是他的成名作,初到北京人艺的朱琳在剧中饰演鲁妈鲁侍萍,这一年,朱琳30岁,鲁侍萍在剧中是一个在旧中国被欺辱的年迈母亲的形象,由于没有类似的生活经历,朱琳对人物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。

我忘不了首都剧场后面、剧院二楼他的那间办公室,这封信应该就是在办公室的书桌上写就的。这间办公室我去过多次,尧兄在这里考虑事情、处理问题、熟悉剧本、琢磨角色……我去看他,一般只聊些家事琐事,不及其他。因此他1997年初策划《雷雨》演出这回事,我是看了这封信才知道的。我倒由此想起一件事——一次我去剧院找他,他说马上要去医院向曹禺汇报工作(曹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誉院长),问我想不想一块儿去,我不知脑子里的哪根神经出了毛病,竟然回答“不去”,错过了跟这位大师见面的机会,至今懊悔不迭。

  “当时,第一场戏总理就去看了。没过两天,他让邓大姐给我们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,说朱琳有一句台词怎么没说。这句台词是‘凭什么打我的儿子!’我就说,我一说这句台词,就跟说相声似的,观众就乐,一乐就破坏了整个场上的情绪。后来总理就说,你要说得好,观众就不会乐的。你好好研究一下,演员对重要的台词要下功夫。”朱琳说,“后来我慢慢地琢磨、体会,改变了说法,把握这一句人物的心理和感情。改变以后,观众再也没笑过,我后来就告诉总理,我说我改了,观众再也没有笑。”

《雷雨》我看过两次,第一次看的就是朱琳、郑榕演的那版(演员还有谢延宁、胡宗温、英若诚、苏民、米铁增等),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尧兄在剧中饰演鲁大海(他是B角,A角是李翔)。他后来还演过曹禺的两个戏:《家》和《北京人》,在《家》里饰演高克定,在《北京人》里饰演江泰。但他演江泰是应台湾导演邀请,与台湾剧人合作在台演出的,没在大陆露演过。

  1954年,《雷雨》公演,售票处出现了观众深夜带着棉被排队买票的情况。《雷雨》连演了70场。

尧兄在信中提到他参演电视剧《二马》,这个戏是为纪念老舍诞辰一百周年拍摄的,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,编剧为崔光远,由沈好放导演,全剧共二十集。陈道明在剧中饰演老马,尧兄在剧中饰演范老板,演员还有修宗迪、王馥荔、梁冠华、吴刚、岳秀清、李光复等。尧兄饰演的范老板,西服革履,梳着鸭屁股式的大背头,留着八字胡,在伦敦开一家名为“状元楼”的中餐馆,表面上待人诚恳、乐于助人,实则工于心计、会耍手腕,最终把老马的古玩铺子盘到了手。范老板的戏不多,但尧兄却把他的深藏不露、精于算计,刻画得恰到好处。

  朱琳以台词的娴熟到位、舞台表演的精湛准确,在北京人艺站稳了脚跟。《雷雨》这部剧作让朱琳意识到,应该尝试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,要不断开拓自己的戏路。随后,朱琳连续主演了《带枪的人》、《虎符》这些中外名剧,形成了颇具风范的表演风格,于是被称为北京人艺的“第一青衣”。

而根据老舍另一名著《离婚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,则充分展示了尧兄的演技。这个戏也是为纪念老舍诞辰一百周年摄制的,马军骧担任导演兼编剧,共二十一集。尧兄在剧中饰演张大哥,戏份仅次于葛优饰演的老李。这是个春风得意,热衷于说媒拉纤,能说会道,办法很多的人(他爱说“在北平就没有我老张办不成的事”)。可到他的儿子被当做革命党抓起来,女儿又被小赵拐走时,这个有办法的人却没了办法,颓唐到了极点,生不如死。等儿子放回来,他又活了,重操旧业,又成了春风得意的张大哥。这期间的波波折折、起起落落,包括一些微小的情绪变化,尧兄拿捏得很准,表演很到位。马军骧非常满意,以“健儿戏水,颠簸于浪尖而控制自如”、“不夸张地说,一般演员塑造这么一个人物,可能会精疲力竭,而谭老师却游刃有余”等语(见马军骧文章《谭宗尧为人为艺皆称师》,载1999年8月22日《北京晚报》)盛赞了他的表演。戏里有几处情节催人落泪,都是尧兄的戏。后来我跟马军骧通电话,他告诉我他和尧兄曾经约定,把《离婚》搬上话剧舞台,张大哥一角仍由尧兄饰演。这个设想,因为尧兄的猝死,终成遗憾。

  1959年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四幕历史话剧《蔡文姬》,在剧中饰演蔡文姬的是当时36岁的朱琳。在这部话剧中,朱琳自弹自唱了剧中的曲目《胡笳十八拍》,结合剧中大段的文言诗词的念白,吐字清晰,归韵圆润,共鸣舒畅,送音悠远,塑造了一位高贵优雅又激昂无惧的蔡文姬形象。朱琳一时又被人们称为北京人艺的“台词专家”。

对尧兄来说,遗憾就更多:首先他辛苦参演的这两部戏,待到播出时他已去世,无缘看到。其次,据李龙吟听父亲李默然(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)说,假如尧兄不死,1999年他将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人选。第三,他若健在,1999年还将出任北京话剧研究会会长一职。还有第四第五第六……总之,伴随他的遽然离去,一切都化作虚无,我只得在网上无奈地阅读粉丝们怀念他的留言:“他的早逝使中国损失了一位杰出的演员”、“一位本来可以成为大师的艺术家,走得太早了”、“今天看东周列国传,谭老秦穆公演得真好,追思”、“走了十五年了,真快呀!他的表演太棒了,是大师级的”、“戏好人好,永远活在戏迷的心中”……这就是命吗?真的太残酷了。

  这部话剧在全国巡演300多场,成为北京人艺话剧民族化的经典剧目,也成为了朱琳舞台表演的代表作品。

从尧兄的这封信中,不难看出他对话剧事业的执着,对北京人艺的热爱,对前辈们的崇敬,对未来肩负使命的自信。说他把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话剧事业,或许有些夸张,但说他为了话剧和北京人艺的明天殚精竭虑、鞠躬尽瘁,则毫不为过。他把剧院当成了家,把事业当成了命,多忙多累都无怨无悔。有件事很能说明他的献身精神:1995年夏,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,北京人艺演出苏联名剧《军用列车》。恰在这时,老旧舞台的旋转电机因不堪重负突然烧毁,该剧面临退票停演的窘境。尧兄毅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,与另一位年轻的副院长带领二十多名青壮年赤膊上阵,每人肩缚一条绳索,在高温的台下机房中,以人力拉动转台,保证了多场演出的顺利进行,被誉为“人艺的纤夫”。此事他生前从未跟我谈起过,是我从一篇文章中才得知的。

  朱琳回忆道:“后来,郭沫若给我写了一首诗:‘辨琴传早慧,不朽是胡笳,沙漠风沙烈,催放一奇花。’他说朱琳演蔡文姬能传神,后来又让我演武则天。曹禺对我有个评价,他说你演蔡文姬到演武则天3年的时间,演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。”

最后再简要介绍一下受信人魏绍昌。魏先生是浙江上虞人,1922年生,194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,曾任上海信托公司职员,1954年起工作于中国作协上海分会(后改称上海作家协会),兼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特约编委,2000年去世。魏先生喜交游,尤与戏剧电影界人士交往频繁,尧兄即是赴沪演出《天下第一楼》时与他相识的。通过尧兄,我和魏先生搭上了关系,通过几封信,还替他在京城买过书。

  话剧《蔡文姬》奠定了朱琳“中国话剧皇后”的根基。

  上世纪50年代,北京人艺的导演提出了话剧民族化的大胆设想,开始了话剧借鉴中国戏曲的尝试。此时,北京人艺导演焦菊隐和编剧郭沫若重排了历史剧《虎符》。在这部话剧中,导演引用了传统戏剧中的锣鼓经和水袖的表演要素。朱琳在剧中饰演了主角如姬夫人。如姬夫人是战国时代魏王的王妃,朱琳要结合戏曲表演把这个角色塑造成外柔内刚的人物形象。

  朱琳说:“那个戏是焦菊隐实现话剧民族化的起点。我们首先学京戏,梅兰芳、程砚秋都看了,还请裘盛戎开讲座,程砚秋的大弟子赵荣琛来指点我们。我们练水袖、练各种舞台动作。当时,总理看了,郭沫若也看了,还有周扬,他们对于我最后一段的大段独白非常赞成,说很感动人。”

  得到了挑剔的米勒的赞扬

  1978年5月的一个傍晚,首都剧场热闹非凡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在演出保留剧目《蔡文姬》。这台轰动一时的四幕历史话剧,在尘封多年之后,依旧熠熠生辉。

  朱琳回忆说:“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,我们恢复了《蔡文姬》的演出。当时郭老已经病重了,我们赶着排练《蔡文姬》,那时我已经55岁。《蔡文姬》的演出很轰动,买票的观众把剧场的院墙都挤塌了。一个朋友当时还写信给我,他说10多年没看过这样的戏了,真好啊!”

  80年代,随着话剧《茶馆》远赴德国、法国演出,北京人艺开始了恢复传统经典,推出新人新作,引进国际经典剧目等一系列举措。年过花甲之年的朱琳再次登台。

  从1982年起,朱琳先后在《贵妇还乡》、《洋麻将》、《推销员之死》3部不同流派的世界名剧中塑造了3个性格迥异的外国老妇形象。

  80年代,北京人艺上演了《推销员之死》,并特意请剧作者阿瑟·米勒来京担任指导。朱琳饰演推销员的妻子琳达,这是一个表面柔弱、逆来顺受,内心却毅力坚强、豁达乐观的女性。朱琳的表演得到了挑剔的剧作者米勒的赞扬。

  朱琳回忆说:“它是外国戏,而且是美国最有名的剧作家和导演亲自来排的,对我的评价高。阿瑟·米勒觉得很奇怪,说你们中国的演员很聪明。我说我们就把外国戏当成中国戏来演。”

  2007年4月,朱琳和于是之、欧阳山尊等“老搭档”一起被授予“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”荣誉称号。2010年,曹禺诞辰100周年,87岁的朱琳再次登上了舞台。朱琳说,这也许是她最后一场演出,但当她站在舞台上那一刻,她感到无比的幸福。

  如今,朱琳离开了她热爱的话剧舞台,正安详地颐养天年。朱琳家中的墙上挂满名人字画,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墙上一幅幅不同时期的剧照,展示柜中一件件藏着故事的纪念品。它们记录着朱琳所走过的艺术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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